户籍门槛的设置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城市管理需求。长期以来,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在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规定,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需具备本地户籍或居住证。这种制度设计虽在特定时期对规范行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其弊端日益显现。有学者指出,此类规定人为制造就业壁垒,使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玻璃天花板",实质上构成对非本地户籍劳动者的制度性排斥。14地已叫停限制出租车司机户籍 出租车司机户籍门槛 被指构成就业歧视

 从法律视角看,户籍限制的合法性受到根本性质疑。2020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张苏军率先对五城市相关规定提出备案审查建议,指出这些条款违反《劳动法》第三条确立的平等就业原则,与《就业促进法》第二十六条禁止户籍歧视的规定直接冲突,同时违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确认,地方性法规设置户籍门槛不符合党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精神,特别与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依法纠正身份歧视""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要求相背离。

 改革进程呈现阶梯式推进特征。法工委于2021年初向首批五个城市发函要求修改规定后,2022年又对另外九个城市启动审查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修改方案存在差异:部分城市完全取消户籍限制,如广州、杭州等地;有些城市则保留居住证要求作为过渡,但居住证办理条件已大幅简化。这种差异化处理既体现中央政策的刚性约束,也兼顾地方治理的现实需求,为全国性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14地已叫停限制出租车司机户籍 出租车司机户籍门槛 被指构成就业歧视

 政策调整带来显著社会效益。微观层面,取消户籍限制直接拓宽了就业渠道。数据显示,改革实施城市的新增出租车司机中,非户籍人员占比平均提升37%,其中在深圳等移民城市更是达到52%。宏观层面,这项改革助推了户籍制度整体改革,为"试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提供了实践样本。此外,网约车与巡游出租车准入门槛的同步放宽,使共享经济就业蓄水池功能得到更好发挥,仅在2024年就带动全国网约车司机数量增长21%。

 当然,改革也面临安全管理的新挑战。部分城市在取消户籍限制后,出现驾驶员背景审查力度不足、服务质量波动等情况。对此,法工委在审查意见中特别强调,各地在破除就业壁垒的同时,应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管理体系等方式守住安全底线。北京等城市探索的"户籍不限、标准不降"管理模式,通过建立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实现了开放市场与规范经营的平衡。14地已叫停限制出租车司机户籍 出租车司机户籍门槛 被指构成就业歧视

 这场持续五年的改革实践具有深远制度意义。它生动诠释了备案审查制度在维护法制统一中的关键作用,展现国家层面通过法治方式纠正歧视性规定的决心。更重要的是,改革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户籍即管理"思维定式,证明公平就业与有效治理可以并行不悖。正如法工委在审查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的城市管理应当立足于服务流动人口而非限制流动人口,这既是宪法平等原则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展望未来,彻底消除就业领域的户籍歧视仍需持续努力。当前仍有部分超大城市保留网约车司机居住证要求,个别地区存在企业自行设置隐性门槛的现象。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目标,还需在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形成合力。这场始于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领域的就业公平问题,更在于为其他行业的歧视性规定清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范式。